姚依林口述历史：毛泽东去世前后高层内斗
姚依林口述历史：毛泽东去世前后高层内斗
姚依林是中共高层政要，八九十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长期主管经济工作。这是一本对姚依林的访谈录。与众不同的是，它是由姚依林的堂妹姚锦与其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本文摘自《姚依林百夕谈》，作者姚锦，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到2％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住在友谊医院。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当时“四人帮”挑选了一批《人民日报》记者到外采访，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的、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黑画”。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6月1日干脆离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时，伤员大量送到北戴河，医院内住满伤员，他乘吉普车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进友谊医院。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贸部宋秘书送报纸信件到医院来告知了他，毛主席停灵于人民大会堂，通知中央委员需轮流去人民大会堂守灵，一班守灵半个小时，他出院上班，也去守灵一周。
住院期间，他惟一常去的是陈云家。陈云住北长街，他有件事只可与陈云同志谈：1974年有位朋友陈其襄告诉他江青是叛徒。陈的爱人有一同学在解放前被捕时曾和江青关在一室，了解江青叛变情况。他调陈到外贸部，并请陈去沪找到那个同学写了一份材料。当时这是需冒大风险的，长春有一个和江青同狱的同志即遭杀害。那份材料一时无法送出，他也不敢保管，只好拿去给陈云同志过目，材料便保存在陈云处。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主席职，但“四人帮”阴谋夺权变本加厉，党心民心更望激浊扬清，对“四人帮”不可掉以轻心。他为此多次走访陈云，感到是个时机，应把那份材料递上去。陈云迅即将材料密交叶帅。当时陈云在家正反复筹谋如何力挽狂澜。1974年以来，形势变化急遽：周总理去世，毛主席对接班人的考虑久未解决，王洪文被老人家拉到身边，还撑不起，“四人帮”难以成器。老人家左思右想，才决定起用邓小平。那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劳动，被召返京。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要他出来后不要和江青作对，送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矫枉匡谬，无法不和“四人帮”对立，矛盾日深。“四人帮”又通过毛远新作用于毛主席，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图重新打倒邓小平。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事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拥邓怀周、反“四人帮”的满腔积愤。“四人帮”借机镇压，又归罪于邓，把邓小平软禁在家，监视起来。1976年初毛主席起用了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他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多年在毛主席家乡任省委书记，毛主席认定华国锋是可以继承他的遗愿的。但“四人帮”岂容他人为首呢?他们居心叵测。陈云在家里琢磨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帮”的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主席刚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当时和叶帅时有来往，叶帅住在西山。他们恐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帅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
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于是叶帅亲自去找华国锋商谈，华国锋立即同意，去说服汪东兴。汪东兴见大势已成，同意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1976年10月6日晨，华国锋召集“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八三四一部队受命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去一个抓他一个，江青是从家里抓走的。同时，耿飚带领部队进驻中央电视台，飞机场也已由军队控制。
7日晨6时，玮子去医院给爸爸报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闻讯立即出院，到陈云家里去。
他现在可以公开地把上海写江青叛徒材料的同志接来北京了，并和中央负责办案的人取得了联系。江青写自首书一事后来未做大问题办理，因为她的罪恶已经远远地超过此事了。
“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他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谈了。”
我争取到两年时间和六兄的百夕谈至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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