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 目睹党内斗争 刘少奇高岗对骂
戚本禹目睹党内斗争：刘少奇高岗对骂 彭德怀言语下流
对于高饶事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高岗、饶漱石，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证词——戚本禹回忆录》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他认为高岗在物质上讲究，拉帮结派，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而饶漱石是一个贡献很大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大冤案！不平反对于恢复中共的威信是不好的。
高岗在一次讲话上的留影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
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上严重讲究，还拉帮结派，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
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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