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问周恩来舞伴：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邓颖超问周恩来舞伴：他没对你做什么吧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邓颖超曾经在延安因为搭竹竿晾衣服大骂警卫员。知情人也透露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摩擦不断，并曾经打架，邓向周扔碗，有次还导致周恩来脸都被邓颖超抓破。知情人还透露，周恩来和服务于中南海的文工团的团员跳舞之后，邓颖超曾经握住此团员的手问到：周恩来对你没做什么吧。张佐良则说：周恩来在1973年年底被批期间，周恩来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本文摘自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所著《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
1954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合影（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74年10月20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听取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让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自王海容、唐闻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到12月22日由周恩来和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之前，周恩来同王洪文一共谈话14次，包括4次此单独谈话。显然不是《毛泽东传》作者所言的“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对于官史中所做的一些写作手法笔者认为需要点明。例如《毛泽东传》中写道“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显然对此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大加赞扬，但是谁主持写撰的呢？则用笼统的中央政治局，是明显的掩饰其中王洪文所起的作用。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9月28日晚阅王洪文送来的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提议增加齐燕铭。周恩来又在次日就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致信王洪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爱国人士中增加起义四将领夫人等。由此亦可以看出在无论是王洪文还是周恩来都是执行当时“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的政策方针。
在周恩来同王洪文等协同各方的意见后，由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对于准备过程的几个问题，将会在下面一一阐述。
1.关于总参谋长人选的争论
许多著作引用《周恩来年谱》上江青在10月6日向周恩来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一事来说明“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好时机。”且不论当时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手里，而江青的这个名单为什么没有曝光呢？如果说这个名单确确实实能证明江青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力”！
江青向周恩来提出的参谋长人选是杨成武。邓小平提出的候选人是陈锡联。江青为什么提名杨成武？虽然在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时候，江青说了些非常过份的话。但是总的来说，江青并非杨成武倒台的关键因素。杨成武之所以倒台是脚踏两条船，且表现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但是江青和杨成武的关系并不一般。例如导致江青倒打一耙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及处理黑材料一事（见前文），不正说明江青对杨成武的信任么？特别是在杨成武倒台后，总参谋长换成黄永胜，黄与林保持一致，对江敬而远之，江对此极为不满，声称总参谋长选错了。林倒台后，江自然而然想起用杨成武这个投靠过来的军队内的重要人物。所以江青提名杨成武不足为奇。
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如果把这两个人，陈锡联和杨成武，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则会发现这都是投“毛之所好”。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1976年达到顶峰。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在1974年11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毛选邓则化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现在的平衡原则。
由此笔者认为，高文谦先生的说法：“江青知道与沉潜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自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斟的。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留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许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训。
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2.文化部、教育部部长人选的争论
根据《周恩来年谱》1974年12月21日的记载：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力提出候选人名单，难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夺权？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主持1974年12月21日政治局会议，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张春桥在11月20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只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1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12月21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12月毛周会面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周荣鑫在1958任过浙江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而且以“土八路”的身份开了一门专讲建筑学的课。周荣鑫在浙大的表现让毛觉得满意：教育战线要多派周荣鑫这样的干部！因此，当周提出两个候选人的时候，是毛决定了周荣鑫为教育部长！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而非于会泳！
吴德回忆：“四届人大召开前，1974年10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
在吴德坚决推辞的情况下，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另有材料说虽然吴德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于会泳出任文化部部长是各方都接受的，所谓“四人帮”的设法将其亲信安插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3.“四人帮”有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吗？
周恩来自得知主持四届人大的决定后，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整个四届人大组阁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
其中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11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置。在高文谦先生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信的全文。在12月份，周恩来又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但是根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所提，此信也包括增加“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并且周恩来对其类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在这次提名中，周恩来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如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以避嫌。周还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周恩来还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来自上海金祖敏被周恩来安排为人大常委候选人。
周恩来同陈永贵谈话，要求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文化水平不行推辞。周恩来用当年劝陈伯达的话来劝陈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你是个农民代表。”
周恩来从长沙回京后又提出增加董加耕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理由是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但董是反许世友一派，因此周恩来最后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1974年12月21日，周恩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其中大方案（第一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8人），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周恩来同时提出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设想国务院设顾问等想法。以及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毛不同意谢静宜列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1974年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21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经过协商，又拟出两项名单的第三方案。会后，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最后这三个人都没有当上副总理。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周恩来向毛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对此，毛都没有表态。最后，毛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另外，毛在听取汇报时还毛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因此笔者认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根本就不存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过程充分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相反，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
笔者还有理由认为中共官方所谓叶、周拼了老命要找毛汇报，防止江青等人利用四届人大篡党夺权是一个谎言。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为了是另一个谎言能够自圆其说，那就是周恩来和江青各自拟定的名单有巨大的差别。历史的真实是在毛授意下，让他们商量名单然后来汇报。
而从邓小平的任命到长沙告状，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王洪文在内的一批人对邓小平的崛起并不抱有好感，更是难以达成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王洪文说：
小平任命的事，我最想不通，我记得初时邓出来工作时，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号走资派，我看到的，听到的都讲邓不好，特别是听了几位原先同邓共事的老同志的话，使我更不信邓小平了。
这样同毛泽东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由此毛泽东期望邓、江、王等人合作一致对外（周）的设想注定落空，也注定了当毛泽东重用邓的时候，王洪文会失势的结局。
4.关于两个史实的说明
第一：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字数问题
不少著作引用毛毛的说法：毛泽东让邓小平起草一个短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因为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健康问题。实则不然，尽管张玉凤在10月4日给王洪文的指示中就指明政府工作报告有3千字就够了，而实际上报告仍然达到了5千多字。而张春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字数更少，只有3,400字左右，比周恩来的报告还少1,600字。
第二：邓颖超的提名
周恩来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周恩来让孙中范把其所有的亲笔原件都销毁。
孙中范回忆说：“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我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后来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对周恩来素有研究的秦九凤则说：四届人大之初，中央政治局就有安排邓颖超为副委员长的建议，这一建议并且为毛泽东生前亲笔批准。
无论如何，如果周恩来执意不肯的话，邓颖超绝对就不应该出现在提交给毛的方案名单上。周恩来此举是借毛对此事的态度来揣测毛，打狗还要看主人，人事安排不也是如此么？周恩来对王洪文等人的悉心培养、对江青等人的态度不也是这般道理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邓颖超的资格足够当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文革后也曾经对自己在建国后一直没有得到升迁而恼火。即使没有处在高位，邓颖超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投机的。有一次周恩来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国领导人出访国新闻图片展览”。邓颖超对杜修贤说：“老杜，选图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周恩来得病后，有人向邓颖超问候。邓颖超回答：“你讲的不对（指总理的健康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总理一再说过，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邓颖超就是一个“小”周恩来，也有人说周恩来是邓颖超“调教”出来的。
1959年庐山会议，邓颖超邀请朱旦华上庐山，并帮助邓颖超整理了一份反应大跃进的材料。但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反右倾。邓颖超竟然把此材料转交给了全国妇联。全国妇联以此批判了朱旦华。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邓颖超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在该组，由邓颖超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超说：“对设国家主席，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林彪事件”之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邓颖超又对江青做出了极其不合实情的发言。邓颖超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就是文革后，邓颖超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一度对林豆豆许诺。但是形势再变之后，邓颖超就再也不再理会林豆豆了。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邓颖超曾经在延安因为搭竹竿晾衣服大骂警卫员。知情人也透露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摩擦不断，并曾经打架，邓向周扔碗，有次还导致周恩来脸都被邓颖超抓破。知情人还透露，周恩来和服务于中南海的文工团的团员跳舞之后，邓颖超曾经握住此团员的手问到：周恩来对你没做什么吧。张佐良则说：周恩来在1973年年底被批期间，周恩来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毕竟在政治上是连体的。薛明在“林彪事件”之后回到京城，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迫害惨死的材料在北京政治圈中广为流传，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知情人又都知道此事周恩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邓颖超就颇有些难堪，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你写的那个报告，要是恩来看了，他会哭死的。文革刚结束时，一批老干部要求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但是又同时树立起伟大的周恩来形象。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对此，邓颖超不无担心。因为邓颖超知道，在高度个人集权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毛荣周则荣，毛损周则损。”而邓和周的关系，则是夫贵妻荣么。邓颖超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么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基于同样道理，邓颖超还对一些老干部的复出持否定态度。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声誉被毁。邓小平复出后，有人提议邓颖超进政治局。对此，邓小平说你知道邓颖超是什么样的人么？邓颖超如果进了政治局大家还有办法工作么？当局势发生变化，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价过份扭曲后，邓颖超又认为在《历史决议》中写上毛在“文革”中保护了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样写不够实事求是，反而会引起反感。
5.关于江青、张春桥叛徒问题
毛毛回忆：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但是毛毛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的小心翼翼的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怎么可能提起如此敏感话题？其次是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周同邓谈此事更是不可能。实际上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亲自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搞混了。
1974年12月23日毛周会面，周恩来又对毛谈起此问题。这也是不可以信的。根据《周恩来年谱》，12月26日，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周恩来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仅是提及“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很多著作言之确凿的说是周主动向毛提起。
同样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任命了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些都证明毛对张的重视。其实就是周恩来本人，对张春桥也是非常欣赏。早在1966年11月，周恩来向中央文革提出，他身边缺少助手，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要求给他派个秘书，并点名要张春桥去。
陈永贵在1968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做为“九大”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或许过了几年之后，此事已经淡漠，周恩来提名陈永贵为副总理！因此，鉴于以上几点，在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周如何能向毛主动谈起此事？但是陈永贵和张春桥之间出现矛盾时，周恩来却站在张春桥这边。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的份量。
根据张佐良的回忆，当时毛周会面很长时间后，准备去接周，曾经偷听到周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联系到1975年12月康希望周能就此事同他联名上书，周恩来拒绝了康生的要求，笔者认为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毛根据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有人提出此事，特别是张春桥的问题，早在“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就把此类材料报告给毛。（笔者采访原空军情报部有关人员得知）毛因此需要向周说明此情况，而周向毛的秘书解释，把此事说成是康生“极左”的结果，实际上是为张春桥和江青辩解！周恩来和康生的关系本来是相当融洽的，不仅仅体现在周恩来对康生晚年得病之后的关心与探望。周恩来有次在洛阳龙门参观，看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当下对随同人员讲：“康老很喜欢书法，可以给康老买一套带回去。”周恩来为此专门询问周围的人是否带够了钱。康生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搏，仍然是见了周恩来一面，据说仍然是为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张是毛的红人，是文革的标志之一，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在庐山在拉大跟头。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之后，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林彪表扬一下张春桥，结果林彪对周恩来的提议置之不理！张春桥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既在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在六人军委小组，红的发紫，以周的为人善于揣摸毛的心思，怎么可能会在此时向毛提及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以江青和毛的关系，周恩来更是不可能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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